辽宁现早期古村落距今约8000年 发掘出土遗物近25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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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现早期古村落距今约8000年 发掘出土遗物近2500件(图12)


辽宁现早期古村落距今约8000年 发掘出土遗物近2500件(图19)


辽宁现早期古村落距今约8000年 发掘出土遗物近2500件(图24)


辽宁现早期古村落距今约8000年 发掘出土遗物近2500件(图27)


辽宁现早期古村落距今约8000年 发掘出土遗物近2500件(图29)


辽宁现早期古村落距今约8000年 发掘出土遗物近2500件(图33)

电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前完成了对阜新他尺西沟遗址的阶段性考古发掘,确认该遗址为一处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古村落,出土珍贵遗物近25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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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尺西沟遗址房址 钟欣 摄

他尺西沟遗址位于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六家子村,与附近另外一处已知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部落遗址——查海遗址直线距离8公里。考古人员从2017年6月开始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总发掘面积1008平方米,清理房址12座、壕沟2条。

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室内中部有一灶,居住面有4至5公分的垫踏土,室内出土大量日常生活所用的陶、石质遗物,主要分布在穴壁四周。

本次发掘出土遗物近2500件,其中陶器400余件,均为夹砂陶,有红褐色、灰褐色两种,器形较单一,大多数陶器器表有纹饰,主要为之字纹、弦纹、附加堆纹和几何纹等;大型石器600余件,器形有石斧、石铲、磨盘、磨棒等;细石器1450余件,器形有细石核、细石叶和石片等;玉器8件,器形只有玉斧一种。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教师王闯说,通过发掘,确认他尺西沟遗址的文化性质与附近的查海遗址相同。查海文化是红山文化的源头,被称之为5000年文明曙光的牛河梁“女神庙”就源于这里。查海遗址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先行了一步,是迈出原始社会、跨入文明之门,是中华文明的起步阶段。

延伸阅读

考古工作者郑嘉励讲述“考古的另一面”

考古,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个陌生、遥远、甚而带有一丝神秘和“高冷”的专业领域。有段时间,一句来自考古工作者的戏言在网上火了:“我这考古工作吧,上班也就等于上坟。”这句话一方面是考古人的自嘲口气拉近了距离,一方面也契合了现代人不爱上班的心理,一度走红,引来无数仿造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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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地宫的第一个步骤,起吊顶石。

这句话的“原创者”、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本人,对这一“意外”倒有点没想到。这句话实则出自他发表在《杭州日报》上的《吕祖谦墓》一文,当时他正在武义县明招山考察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天天去看这座墓。脱离语境,“上班等于上坟”看起来像调侃,但回到语境中,其实正是他那段时间工作情况的写照,是实打实的现实主义。

对于考古到底是做什么、考古有什么样的意义,普通人通常并不十分了解,甚至常常抱有误解。知乎网上“考古”话题下面,就有从事考古工作的网友说,常有人问自己,考古和盗墓有什么区别,或者考古和鉴宝有什么区别。尤其是这两年,《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盗墓IP大规模影视化,给大众的认知带来了混淆,甚至有高中生在看了小说后立志报考古专业。这让痛恨盗墓行径的考古工作者往往哭笑不得。郑嘉励在和大众交流时,屡屡说明二者之间“毫无关系”,盗墓是违法,因“盗墓文学”而爱上的“考古”,绝非真正的、学术的考古。他自己从2005年起就开始关注浙江宋代墓葬和城市研究,每到一地,寻古墓、探矿洞、看老房子、访墓志碑刻、查阅方志族谱——比起盗墓小说里炫奇瞠目的机关身手来,这些才更接近考古工作清淡乃至枯燥的日常。

与一般考古工作者有点不同的是,郑嘉励在工作之余喜欢写点学术随笔,长年在《杭州日报》上开有“考古人茶座”专栏,将田野工作、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等糅合进平易的文字,并于2016年集结成《考古的另一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今年初,又推出《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讲述自己考古人生中的学术发现与际遇。这些文字,兼具学术与情感、书斋与民间,勾勒出田间地头的考古面貌,也让普通人从中了解到考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考古能够看到什么、考古人是怎么工作的。没有那样惊心动魄的冒险,却有小心翼翼的呵护;是学者,一年里却有280天在野外,更像个包工头和村调解——考古,并不神秘,而同样也能反映人性的侧面。

这一两年来,考古这个“高冷”学科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变得越来越“接地气”,吸引着大众越来越高的热情度。前年的海昏侯考古成果展、去年《千里江山图》的展出都一时呈万人空巷的盛况,而去年年末到今年初,中央电视台推出的考古文博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和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更是先后在社交网络上集中掀起了一波热议,凭借过硬的口碑,吸引了一大批“自来水”。乾隆“各种釉彩大瓶”的“农家乐审美”、陶鹰鼎的“胖胖腿”、甲骨文的“因为刻骨,所以铭心”……这些贴合时代的宣传手段和新媒体技术的运用,让国宝从博物馆中走出为世人所知,成了人人了解喜爱的“网红”;而对国宝背后发现过程和考古研究工作的介绍解读,更是拉近了考古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让“博物馆游”成为新时尚。作为一个考古一线工作者,郑嘉励的考古随笔写作也起着类似的“桥梁”作用,令人不禁期待起这个冷门学科进入大众视野,持续升温。

考古人画像

郑嘉励是浙江省玉环县人,考古学本非他愿。他从小热爱文史,高考时填报了历史学,孰料最后被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录取。郑嘉励从小惧怕与死亡有关的一切,甫一听到这消息,他吓坏了:考古,不就是挖古墓么?甚至躲到房中大哭了一场。他的母亲更是连连叹息摇头,这个专业冷门不像金融法律,注定与富足的生活无缘,难免为他的前程担忧。

误打误撞进来,当时转系又基本不可能,郑嘉励一开始对专业课兴味索然,直到大三时的考古实习,才让他开始对考古萌发了兴趣。“田野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付出就有收获,可以去很多地方,并在当地扎下根来,能遇见新鲜的人事。除了知识的收获,更有生活的滋养。”毕业后,郑嘉励于1995年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为职业的考古工作者。研究对象换过好几个,从史前考古,到瓷窑考古,再到现在的浙江宋代墓葬和城市考古。开启了“上班就是上坟”的生涯,见多了墓葬,使他不再像儿时那样惧怕死亡,反而会从中揣想当年的社会形式和人际关系:江南富贾大族云集,却为何无族葬?妾之葬处,昭示她们当年何种地位?……

二十多年来,郑嘉励亲历过好几个大型考古项目,让他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摸索属于自己的道路,找到工作与个人志趣的结合点。譬如2001年的3月11日的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这曾是轰动全国的文化盛事,全程电视直播。那时郑嘉励工作还没几年,被安排写发掘工作的手记,后来发表在报纸上。他记录了发掘当天考古队员彻夜工作的全部过程,“发现的快乐,考古队员经常体验,但这次不同,我们的快乐被摄像机传播出去,有千万人共享。快乐被放大了千万倍,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发掘一结束,他就给一直忧心自己前途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孩子在从事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田野经历中,有发现的欣喜,也常常有遗憾。考古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一般不对古墓进行主动发掘,而是对面临生产建设破坏和盗掘危险的古墓开展抢救性发掘。2007年,因为浙江滩坑水库的建设,郑嘉励去丽水市景宁县渤海镇进行考古,一位名叫陈学普的老人曾为他当向导。陈老先生还带郑嘉励去看造于明朝嘉靖年间的祠堂旧构件,说反正村庄快要淹了,要是喜欢的话可以拉走。因为实在太重,郑嘉励没有搬,很快水库蓄水,文物墓葬长眠水底。在快速变革的时代中,尽力多抢救、保护一点文物,是他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所希冀的。

郑嘉励的母亲到现在,都不是特别理解和赞成他的职业。但郑嘉励也并不十分在意这份工作能否被所有人理解,不认可将其视为特殊的职业,“既不特别伟大,也不特别古怪”。在他的文字中,他更多时候是淡然的,只是平实地讲自己工作的点滴所见所思,挖过的墓,走过的路,见过的人,不埋怨也不拔高。有年轻学生来问志业问题,他不避谈考古专业的现实——“如果不是真的出于热爱,应该三思而后行”。考古是辛苦的事业,但和任何工作都类似,有其辛苦的一面,也有其充实的一面,“养家糊口,有些辛苦是必须要承受的;而充实,则需要我们对事业的热爱。如果我们对事业爱得不够深沉,只有辛苦,没有充实,那就太不划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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